飞向天空

今天很是惊奇,突然发现学校竟然给我们开通了上space的通道.呼呼~~~

终于有了一个能够上来继续日志的理由了

太长了，这条路走得太久了。终于在昨天搞定了最后的复试，如释重负的感觉着实让我突然觉得很不适应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人是不能停下的，不是没有时间停下，而是不能自已

阿科在QQ上面发消息回复我的：这条路走完了，是意味着下一条路已经开始了。

oh my god!~

人到底是为了什么？生日的时候，徐理送我了一本《瓦尔登湖》。原本没有太在意这本书写了什么，最近却突然爱上了它~~~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里，在物欲横流的物质社会中，我们似乎更缺少了梭罗那样的思考。我们做不到他那样，也不能像他那般极端，但似乎我们需要他的思想来对我们的心灵洗涤。查普曼唱道：成功的人类社会——为了尘世的伟大  把所有天空的安逸稀释成了空气。

钢筋水泥构成的房屋就难道一定比天然蓬草搭建的棚屋好么？我们或许不应该忘了露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那样原始的生活或许比想象的更加有家的韵味

是的，另一条路已经开始了。我应该而且也必须更加努力向前奋斗。我做不到梭罗所做到的，那是我知道经济问题，可以被忽略，但是不能被解决

cpa,cfa,and some others

最近思考的问题似乎太多了些，郭老师说我不该这样。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路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嘎嘎！精辟

不去思考太多，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就是了，不苛刻自己，更不放纵自己

听着粤语版的《月光光》，写下了这篇日志。

思绪不甚缜密，却似流水……

研究生，顾名思义是从事研究的学生。可是，笔者这几年带研究生，越带越难受…………

 

首先，研究生从入学考试到录取，导师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今年更有改革，入学5门考试科目中有4门属于统考（指心理学），政治、英语、心理学科目一，心理科目二。只剩一门科目由我们专业导师出题。导师没有机会择学生，这问题其实从考试方式就存在了。录取后往往是学生择导师，考虑到每位导师带学生的数目问题，我们一般大致按学生的选择分配一下。于是，学生就这样站在我面前。不过，经过十多年层层考试，能站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精英了。可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缺少一种感应！有的学生考试分数很好，智商很高，品性也很好，可是，他之前学的学科与老师的学科背景往往差异很大，这让老师明显感到缺乏一种“相互感应”。……

 

其次，课程模式是自上而下事先规定好的。三年的读研时间，学生真正能与老师共同从事研究的时间有限。从时间看，前一年半研究生几乎是按课程设置被排满，关键还有大量的必考课程，从时间上几乎没有余地投入老师的研究；后一年半，他们先要进行与找工作挂钩的实习，然后就要准备各种与找工作有关的考试，尤其是公务员考，这往往使很多学生放下自己的毕业论文而全力以赴的事情。有的学生临到毕业前突击在半个月内“写”出篇论文。这种论文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性的含金量。

 

再次，学生参与老师研究的条件有限。有种说法：导师必须有课题才能带研究生。但是，现实情况是：国家级课题并非所有大学的教授都能人均申请；即使省部级也如此。老师有把握的就是申请本校课题。但校级项目经费毕竟有限（一般2－5千）。这些课题费用往往连教师本人参加学术会议会务费、差旅、买些书籍和复印资料用都捉襟见肘了，如何能附带学生参加会议的会务费和差旅费、还有支付学生的劳务费？仍人会问：研究生的培养费呢？事实上，教师除了讲课拿讲课费、毕业一个研究生拿劳务费外，可用于带学生活动的使用费是1学期人均50元（按学生人均）。这费用怎么用？笔者从事犯罪问题研究，由于平时还有大量授课任务在身，大学教师一开学每周至少3－4个班的课程，还要每周参加例会，因此，每遇重大案件需要参与研究或调查时，一周内有限的时间只能选择飞机来往，研究生如果与我同去，教师是绝对支付不起的路途费用。如果让其坐火车来往，那么，学生到达时教师已经返回了。这是我们无法带他们参与自己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还让我最难受的是：我的学生学我的研究专业毕业后，并不一定干这一专业。这并不是他们本人不想干，而是很无奈的诸多原因。例如：考上我研究生的女生居多。我们曾有一年共48人报考，但只有9名女学生过关。然而，我从事的研究专业多与刑侦工作有关，问题在于许多刑警部门不愿招女研究生。所以，我带的学生很多人进不了刑侦专业。而笔者去基层，无数年青的干警想学习我从事的专业知识，但他们考不过有充足时间备考的在校大学生。这种结果是：真正需要我这专业的人学不上，也不能与我共同进行这专业的研究，而学了这专业的研究生没有机会干这一专业……

 

唉，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是不是一种浪费呢？浪费了学生的时间、浪费了他们宝贵的学费？浪费了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还有专业的浪费……？唉，研究生,究竟应该怎么带？？？？？？

 

 

 

读研究竟是对还是错？

回想考研的辛路历程，再面对所谓的精英教育，结合残酷而无情的现实，着实叫人感到无奈。

中国的教育究竟怎么了？

在记者的采访中，众多有识之士都回避了“产业化”的提法，不约而同地表示，我国高校的市场化程度“远远不够”。他们的话正应验了去年刚刚故去的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所言:“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2月21日中国经济网)

 

教育产业化近年来在我国争论较多。许多学者曾极力主张教育产业化，他们初衷往往是善良的，但是，由于他们无视我国现行体制的结构性缺陷，片面强调市场机制下教育产业化可能带来的“效率”价值，对教育产业化进行虚无的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泛理解，结果是在教育发展思路上误导社会，贻害无穷。

 

主张教育产业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论点是，教育产业化是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打破政府垄断办学，可以加快我国教育的发展，甚至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对教育产业化不仅不应当反对，反而应当大力提倡和推进。

 

弗里德曼被看作是当代西方教育市场化的重要代言人，他主张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比如将政府教育经费变为可以替代学费的教育券向学生家庭发放，由学生或家庭持券自主选择学校等。这种观点虽然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少数国家也进行过教育券制度的试验，但对试验效果的评价并不一致。而且，即便是进行过试验的国家，其主要着眼点也是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高公共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不是主张把教育产业化，把教育变成营利的活动。

 

然而，如果让教育走向产业化，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势必会对教育的社会效益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把公共教育变成一种完全依靠个人支付能力的市场消费行为，必将严重损害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由于受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影响，国内有的地方政府用学费收入冲抵财政教育拨款，对公办学校不仅不拨款或少拨款，甚至从学校收费中提成，反过来补充财政。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

 

换句话说，走市场经济道路并不必然导致教育的产业化。在很多市场经济国家中，尽管经济的私有化程度很高，个人分担的教育成本也有逐步增加的趋势，但教育仍然是一种公共事业，公共教育投入仍然是教育投入的主体。这些国家都把教育作为公共政策的优先领域，把加大公共教育经费作为重要施政举措。据有关国际机构对１５０多个国家的统计，1996至2005年十年间，公共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的平均水平从４％提高到４．５％以上，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投入中，公共投入高于私人投入。

 

其实，教育所具有的公共属性和公益性，正是教育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而这个本质属性决定了我国各级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上始终负有主要责任。如果国家的教育体系过于单一和垄断，那么，在教育的公平和效率方面将会出现较大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必须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承担自己的责任。具体地说，在义务教育阶段，政府必须在《义务教育法》的引导下，根据财政收入增长情况，逐步加大教育投入，并且根据人口情况，设置必要的教学设施，配备必要的师资力量，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对教育公共产品的需求。

 

从这个意义上分析，教育产业化是一条不归之路，毕竟，教育是事关国家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公共事业，教育作为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其公共性、公益性不仅不应弱化，相反应得到加强。因此，各级政府及教育领域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教育产业化。